榆下途说

拿到诗人周亚平的《壹周作品集》：《如果麦子死了》、《俗丽》、《戏剧场》，一部三册，小开本，精装书的封面，分别是红、蓝、白三色——这是多有意味的颜色阿——远远地望过去，会以为是南大版的杜拉斯、多丽丝·莱辛又出了新的系列。设计者执意将封面上为数不多的每一条文字信息都以中英文对照并置的方式组成行列，在给读者以双语读物的错觉中倒是准确传递了当代汉语诗歌实验中经常显现的语言双轨或多轨的场域情境。然而，我们仍然要以诗歌——雪莱意义上的语言立法者——的名义为书籍装帧者一辩，如果我们将那大部分的时候都已丧失了名誉的腰封褪到《俗丽》布质封首的脚踝处，配合着上方长短错落的信息行整体上看，差不多本身就是一首隽永如同高滨虚子的短诗了。它驳杂得干净，复杂得简洁，回环往复而不动声色，用诗人自己的话来说，还具有“当代性”。

（《文化纵横》2009年第12期“封面选题：七品政治的逻辑”）

做为“共青团北京市委员会”主管、“首都青年编辑委员会”主办的文化时评类月刊，《文化纵横》延续着首都团系媒体仗义敢言富有朝气的锐利风格，尽管与此同时也难免对所涉议题常带有优越感和生涩感相伴相生的隔膜。本期的封面选题锁定在关于地方政治和体制的讨论上，“七品”云云，略带些不尽满意的调侃，同时也不妨合理误读为对地方问题的七次品评和试析：由一篇访谈录和六篇评议构成的讨论单元。

   常言道，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但怎样的柴禾烧出来的米饭熟不熟香不香，吃一个锅里

（《天涯》2009年第6期谢有顺《危机时代的文化机遇》）

素来坚持民间立场的《天涯》这一期上刊登了谢有顺的一篇讨论文化建设的大文章。说它大，就作者而言，其做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姿态全方位超越了其做为文学批评家；就文章而言，作者自觉地站在一个宏观把握的阐发制高点，无论是概括现象、指出问题、分析成因和提供对策，均体现为正面积极的合作商议，不偏不党，很有气势。与此同时，我们大概也可以从中看到中国知识分子在历经激荡不安的世代后的某种成熟和担当。应该说，作者在讨论问题时保持着足够的清醒，他用撒切尔夫人2002年对中国“出口的只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的尖锐批评来刺激中国读者的反应，他用中国文化产业约占GDP总量的4%的数据和其他较

《三联生活周刊》2009年第39期剑桥专题“800年造就的精神地图”

“启蒙之所，智识之源”，在有着古老的拉丁校训的剑桥大学生逢八百年之际，我们知道，自1209年手持思想独立的权杖的摩西们从当时一切知识还只能匍匐成奴婢的神学埃及—牛津出走开始，剑河畔的风物天气莫不可以两项指数来坐标：对知识而并不仅仅是强识的渴求，对生活而并不仅仅是生存的热情，或许，这两项还可以被合并一处：对知识生活的渴求和热情。一代又一代大大咧咧的剑桥槛内人和远眺剑桥的乐观者们用他们诡谲奇巧的诙谐以及痴醉迷狂的想象不断充实着、改写着一部具有多个立面的名叫剑桥的神话：桥可以是数学家，舟可以是火战车，

《虹madamaFIGARO》2009年10月刊《特别策划：我和我的中国》

一份专业的女性时尚杂志，如《虹madamaFIGADO》，总是会让感觉经常良好的男性读者的自信在浏览目录前彩页时当即崩溃。在许多大老爷们眼里，那些大大小小、形状不一的液体容器里就算装的不是蒙汗药，也足以使人晕头转向，找不着北；而图片上层出不穷的小剪子、小钳子、小镊子，另有许多叫不出名的古怪家伙事，简直堪比满清十大酷刑，油然引发对另一半们的恻隐之心。然而女性朋友们想必不会对这样一份瞎操心投桃报李。本来嘛，女性杂志好比是女儿家的化妆间、美体房，要你们探头探脑的干什么呀。世上的杂志有三种：杂志、女性杂志和方兴未艾的男性杂志，而人实在是患不均地只分成男性和女性两类。